2013年新春伊始，北京荣宝斋“北禅写真院”画家一行数人，在泰州画家兼其副院长巴秋先生引领下，从北方不远千里而来，布展作品于泰州美术馆，令人眼目一新。说到“眼目一新”，般都说是“耳目一新”，吾欠学颇有不解：观画用眼，哪里用到耳呢？果真能从画上听到风声水声虫鸣蛙鼓之类，则是幻觉或鬼域神境，其唯在蒲松龄的《聊斋》有之乎也。顺手到网上查了一下，其举例说，唐·白居易《修香山寺记》：“关塞之气色，龙潭之景象，香山之泉石，石楼之风月，与往来者耳目一时而新。”那关塞龙潭的泉石风月，对于往来者，确实是有声入耳、有色入目，并言“耳目一时而新”是可以的。所以，我观看“北禅写真院”画家们的画作时，感觉是“眼目一新”，至于“耳”，则是会听到观画的人们发表见解。

　　先不说不同见解，先说我的“眼目一新”。感觉上“新”在何处呢？以“北禅写真院”的创始人兼导师和院长老圃先生与副院长巴秋先生的画作看，题材上，他们选择百姓日用的瓜果菜蔬，及其朴质无华的容器如竹扁柳筐之类作为描写对象，基本或绝不取华贵之物；手法上，似“工笔”画，又不是“工笔”画，似木刻画，又不是木刻画。但处于他二人风格之间者，则有似于与不及“工笔”画者，似于与不及“木刻”画者，这说明有一种“度”，过与不及皆不是也。这个“度”，就是出其“禅”意的所在。他们作为画家作画时的所谓“禅”意，就是一种心态，一种得之心而应之笔的体会，这体会，来于自然，来于他们对生活的感悟以至一种宽博深厚诚挚的感恩，又往往与其童年的生活感受、与对母亲的记忆有关，因为，成天接触和搬弄这些瓜果菜蔬篮筐的，就是母亲，景象印在心中，今日得之笔下。因此，我们也可以说，“北禅写真院”写的是生活、是感悟、是父母、是我心、是佛心，也就是一个“禅”字。选择“禅”字作为这种表达，似颇不大众化，但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，另寻一个恰当字眼，能替代这个“禅”字，怕是没有，比如，我们以“道”、以“生”、以“工”等等来替换，则皆不成，所以，这个画院的五字名称里有个“禅”字，又有个“真”字，可算是好字眼被他组合并注册在手，别人抢不去了。

　　作为巴秋的老乡和老朋友，我当然特别注意他，看看他的画作比之他的导师、院友，究是如何？我欣慰地看到，他真是学有所成、作有所为了，他的画在“北禅写真院”这一“派”里，算得是佼佼者矣，无愧乃师，有荣同侪。巴秋从主持泰州文联工作的岗位上退下之后，一心学画、作画，仅其山水画就从取法这家到取法那家，屡试屡弃，在我看已经作得很好了，在他看则殊不满意，于是投到“北禅”院里，竟有了这般成就，在其人则可喜，于其友则可贺也。巴秋也作过小说，也作过散文，其散文好于小说，自言曰：“吾作小说不行，仅止于编故事，散文则差可，亦时弄之，然今主要是作画。”他每有此言，则令我感动，是有“禅”心“佛”心“道”心“善”心“真”心“平常”心者，方有此言也。

　　今既见“北禅写真院”的画展，不免与古人作一比较，以求探源。完全一样者当然看不到，但我们可将五代黄居寀的《晚荷郭索图》、南宋李嵩的《花蓝图》，视为“北禅”题材的滥觞；把清代金农的书法，视为他们题款的先导。他们将这种书法用于这种“写真”画，也许是灵机一动妙合，也许是经过试验乃成，总之是题款与“写真”很相配合，因为金农的字，是特有“写真”的意味的，却是被“北禅”慧眼发现了，这可算得是前人真正艺术的创造可得后人继承流衍的生动一例。

　　那么，写真到底写的什么真？其“禅”到底是何“禅”？以巴秋一言足以明之，他形容他的画作是“心象”二字而已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以画写心的。那么这又有何新意呢？有哪个画家不是如此？确实，“心象”者，有“心”有“象”，所有成功画作，无不是画家“心象”的呈现，而巴秋作画作到给自己的画作一言以蔽之曰“心象”，是认为他的画作能够表达了他的“心”，而做为一幅具体的画作，又能呈现了反映在他心中的“象”，于是“心象”圆满，此画成矣。

　　中国画历来有“工笔”与“写意”两大类，因此，“写真”当近于“工笔”，然而观看其成果，却又不同于“工笔”，这就是他们的创造之所在了。他们考虑的结果是，引用了一个“禅”字来加以说明，巴秋又释白为一个“心”字，此心确实是既平常又不平凡，因为它超越了不凡又超越了平凡，它既是“我心”，实又可称“锦心”、“灵心”，以此心用我笔，以我笔作此画，至矣！古人段玉裁说得好，“作字作画，皆曰写”，又说，“凡倾吐，就是写”，可见，“北禅写真院”给自己的画院取名“写真”，是恰当的，至于“北禅”，则与所在地名有关，须解释而后知，并无与“南禅”相对之意。

　　\这些画家们是不是形成了“派”？至少，是给人以“派”的感觉的，题材与手法大体相同，又都聚集某“院”，以一定阵容出现，也就是以“派”的气势登场了，至于日后在中国画史上是否被认定为某一“派”，则仍需这些画家们现在的努力与时光在漫长岁月里的考量。

　　沙黑，著名作家